王培荫

    基本案情：某甲等三人于2001年与所在村的村委会签订一份抵债协议，协议中约定村委会以该村一处水面若干年的承包收益来折抵村委会所欠某甲等三人的债务。（此前，协议中所涉及的债务已经过人民法院在另案中依法确认。）协议签订后，该村现任主任某乙，以该抵债协议侵犯其水面承包权为由起诉某甲等三人和村委会，诉称某乙曾于1998年与该村村委会签订该水面的承包合同，合同至2002年届满；届满前的2000年，又与村委会续签了承包合同，将承包合同的期限延至2007年。因此，上述某甲等三人与村委会的抵债协议侵犯了其权益，要求确认抵债协议无效并要求某甲等三人与村委会停止侵害。

    判决结果：该案一审后，二审法院以违反程序为由发回重审，重审判决驳回某乙的诉讼请求，但在判决书中确认某甲等三人与村委会的抵债协议以及某乙与村委会续签的承包协议均无效。重审后，在上诉期内，双方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经生效。

    申诉结果：某甲等三人在判决生效后，又依法向某中级法院申诉，要求撤消重审判决，确认某甲等三人与村委会的抵债协议合法有效。某中级法院以原重审判决驳回某乙的诉讼请求，依法确认某甲等三人与村委会的抵债协议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并无不当，因此驳回申诉请求。

    分析：第一，某乙是否为合适的原告？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中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即，对原告而言，无利益便无诉权。因此，提起确认之诉，原告必须首先有依法予以确认的法律利益的存在。对于利益的存在与否，有时很明确，但有时在法院未经审理前并不明确而需要通过审理方能确定。因此，原告在起诉阶段提供给法院的证据材料应该包括：一是原告主张的实体权利义务或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消失的事实；另一个是原告主张的实体权利受到损害的事实或实体法律关系发生争议的事实。就本案而言，属确认之诉，确认某甲和村委会的抵债协议是否侵犯了某乙的承包经营权。某乙至少应提供两方面的证据材料：第一，其与村委会续签的水面承包合同有效；第二，某甲和村委会的抵债协议实际存在并损害了其合法权益。而第一个证据材料是确定某乙是否为合适的原告，是否享有诉权的先决条件。但是经过审理，法院认为，其与村委会续签的水面承包合同无效。那么，某乙与甲和村委会的抵债协议之间无利害关系，依法不应享有原告的资格。

    第二，法院的判决书是否违背“不告不理”的法理？

    因为已经审理查明某乙跟某甲与村委会的抵债协议无利害关系，所以，法院依法驳回某乙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但是，问题在于，在已经确认某乙跟某甲和村委会的抵债协议之间并无利害关系的前提下，法院仍然确认某甲和村委会的抵债协议无效，是否违背了“不告不理”的法理？“不告不理”，简单讲，具体包括了下列情形：第一，没有当事人起诉，就没有审判；法院不得主动揽案。第二，不得超越当事人提出的诉愿裁判；法院不得超出或主动变更、替换诉讼标的而做出裁判。总之，“不告不理”是要求法院始终保持被动性和中立性。也要求法院避免对当事人诉权构成侵害，必须充分维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当事人的诉权构成了对审判权的制约，即审判权的行使不得超越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一方面，当事人的起诉对审判的启动和结束起决定作用，不得主动审判当事人没有提起的诉讼，即无起诉就无审判；另一方面，当事人的起诉对法院审判的范围起决定作用，特别是法院不得逾越或脱离当事人的请求范围而判决。

    依据“不告不理”的法理，假如我主张某房产商与客户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侵犯了我的房产权，而事实上我与该房屋买卖合同中的房屋毫不相干，也就是对该房屋买卖合同而言，没有合适原告主张买卖合同无效的前提下，法院能否依所谓的“职权”认定该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然不能。再回到本案上来，假设法院在诉讼的立案阶段已查明某乙与村委会续签的承包合同无效，就表明某乙跟某甲与村委会抵债协议不存在利害关系，其不是合适的原告，应依法裁定不予受理。假设法院经过审理，已经确认某乙与村委会续签的承包合同无效，同样表明某乙跟某甲与村委会抵债协议不存在利害关系，其不是合适的原告，应当依法驳回某乙的全部诉讼请求。而无论是不予受理，还是驳回起诉，都因为没有合适的原告，所以对某甲与村委会抵债协议的有效性问题，在没有合适原告告诉的前提下，法院均无权做出任何判断。
    （ 王培荫 武汉大学法学院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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